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

                       《论货币 银行 股份资本》著作权人  雷建炎

2001年中国股市走上何方大讨论中，吴敬琏（1930年-）发表长篇文章《我对证券市场的看法》，批评中国股市是登峰造极的赌场：

中国的股市从一开始就不规范。如果发展下去，它就不可能成为投资者的良好的投资场所。股价畸形地高，因此相当一部分股票没有了投资价值。另外从深层次看，股市上盛行的违规、违法活动使投资者得不到回报。股市成了一个投机的天堂。就像外国人说的：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的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但在我们的股市里，有些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市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许多人根据股市的涨落，作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分析，希望从炒作中得到回报。而在炒作过程中，挣钱的人挣的是谁的钱呢？他不是在生产发展中创造财富得来的钱，而是将别人口袋里的钱转到他的口袋里，通过这一炒作过程赚到的钱。如果是这样，要想让一个民族发展起来，就像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吴敬琏不是将证券交易所看作赌场的第一位当代学者。法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多次将交易所炒股称为赌博经济。

中国现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0年11月26日，12月19日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1年7月开业。它们都还很稚嫩。但证券交易所在中国的客观存在，却已经历了近百年沧桑。1918年，中国出现了北京证券交易所。1920年，出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前，常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炒股。

在西方，证券交易所存在的历史就更长了。现在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792年。法国孟克莱田出版《献给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政治经济学》前的161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现了股票交易所。1566年，伦敦出现了伦敦皇家交易所。更早些时候的1531年，证券交易所出现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证券交易所作为社会事实的客观存在，必定成为经济学者的研究对象。德国卡尔·马克思1858年4月2日致弗·恩格斯书信中，谈到经济学研究和出版计划说：

一、资本又分为四篇。（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

马克思治学极其严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定稿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还没有定稿，马克思不幸与世长辞。这成了《资本论》的永久遗憾。

马克思虽然没有完成对股份资本及证券交易所的专门分析，但《资本论》中，不能不涉及到证券交易所。恩格斯回答伯恩斯坦（1850～1932）、倍倍尔（1840～1913）等人咨询时，明确表达了对证券交易所的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都将证券交易所牢牢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资本论》1-299页）

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资本论》3-497页）

不道德的顶点还是交易所中的有价证券的投机，这种投机把历史和人类一起降为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婪工具。（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毫无疑问，交易所的证券投机，在理论上没有意义，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全都是尔虞我诈、弄虚作假...... （恩格斯致马克思书信，1868年4月17日）

我们完全用不着去否定交易所的“不道德行为”和诈骗行为，我们甚至可以一针见血地把它如实描绘成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完全直接变成了盗窃；不过还应当做出进一步的结论：摧毁现代经济的这个表现得最清楚的顶峰，绝对不利于无产阶级，而相反地应当让它充分地自由发展，以便使最蠢的人也开始明白：现代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有些人尽管不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却贪得无厌地搞证券投机，因此必然会成为掠夺的牺牲品，我们让这些人去表示义愤吧。当交易所和“实力雄厚的实业界”互相角斗的时候，当那些也企图进行证券投机并由于这种投机而不可避免地被抢劫一空的地主，在剥削阶级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互相斗争中成为第三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将成为第四方：欢笑的一方。（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书信，1883年2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盖棺论定的东西，在中国变成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由此可见，中国理论家、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自吹自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